熊云皓:当代中国艺术家为何缺乏人文精神

熊云皓  来源:中国美术报网 发表时间:2017-09-11

摘要:【编者按】最近,一个名为“建筑取证——直面一场美学调查(Forensic Architecture–Towards an Investigative Aesthetics)”的当代艺术文献展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MACBA美术馆展出。来自伦敦金史密斯学院建筑研究中心的建筑师、艺术家、电影人和记者们通力合作,通过文字、图表、影像、音频、模型等综合性材料,全景呈现了中东巴以冲突和叙利亚战争,通过调查战争中建筑损毁实况(交战各方的弹道运行轨迹与建筑受损的关系)配合战争受害者采访取证,以美学方式还原了有别于西方报道下的战争实景,展现了当代艺术可贵的社会价值。无独有偶,今年威尼斯双年展德国艺术家获奖作品《浮士德》表现了当今社会人际间孤独、暴力、焦虑与不安的处境;再如号召“展现个人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向往一个充满怜悯和公德心的社会”的德国《千人形态》(1000 GESTALTEN)行为艺术……这些作品中展示了艺术家的人文精神,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艺术表达值得我们当代艺术家反思。艺术不应只是局限于美丽和商业化,也可以理性地展现社会现实,长期以来艺术家对现实的冷漠,疏离了艺术的社会属性,本期话题邀请策展人和艺术批评家围绕艺术家人文精神,探讨艺术的社会价值。

【本期话题】艺术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策划:李腾  李振伟

【编者按】最近,一个名为“建筑取证——直面一场美学调查(Forensic Architecture–Towards an Investigative Aesthetics)”的当代艺术文献展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MACBA美术馆展出。来自伦敦金史密斯学院建筑研究中心的建筑师、艺术家、电影人和记者们通力合作,通过文字、图表、影像、音频、模型等综合性材料,全景呈现了中东巴以冲突和叙利亚战争,通过调查战争中建筑损毁实况(交战各方的弹道运行轨迹与建筑受损的关系)配合战争受害者采访取证,以美学方式还原了有别于西方报道下的战争实景,展现了当代艺术可贵的社会价值。无独有偶,今年威尼斯双年展德国艺术家获奖作品《浮士德》表现了当今社会人际间孤独、暴力、焦虑与不安的处境;再如号召“展现个人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向往一个充满怜悯和公德心的社会”的德国《千人形态》(1000 GESTALTEN)行为艺术……这些作品中展示了艺术家的人文精神,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艺术表达值得我们当代艺术家反思。艺术不应只是局限于美丽和商业化,也可以理性地展现社会现实,长期以来艺术家对现实的冷漠,疏离了艺术的社会属性,本期话题邀请策展人和艺术批评家围绕艺术家人文精神,探讨艺术的社会价值。


当代中国艺术家为何缺乏人文精神

□熊云皓

不久前《中国美术报》刊登拙文《“85新潮”—— 一场不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文中我提到在1980年代中国出现过人文主义的萌芽,艺术家们也自发地进行人文主义题材的创作。那么,今天中国艺术家为何放弃人文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后89”以来中国艺术家逐渐放弃人文主义的缘由主要呈现几点,首先是思想学术界的转向由社会而书斋。

二十世纪80年代末,不少在80年代积极参与思想启蒙运动的学者选择重新退回到象牙塔,并在不同目的驱使下逐渐开始转向学术化。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研究开始成为热潮,大量中国学者把介绍、翻译后现代主义作为主要的学术方向。

例如王岳川在1992年出版《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岛子1995年翻译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黄河清1998年出版的《现代与后现代》等。

应该看到,其时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较为浅层的介绍与翻译工作上,加上研究者们的学术素养参差不齐,研究目的各不相同,没有对后现代主义的本质进行更深入的剖析,从而导致学界将后现代主义浅显判断为“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反动”,同时津津乐道于由尼采到海德格尔再到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次次消解和对主体性解构形成的碎片化与平面化,误以为人文精神已成为历史的幻像。

殊不知解构的本质是文化精英对自我内心更深刻的观照与体察,无法理解解构不能解构“解构本身”;后现代主义从这个意义看来实质是为了人类更深刻的思想解放而做的必要准备。

这种浮躁的思潮导致中国艺术家在1980年代刚刚萌发的主体意识在90年代迅速被自我否定,在陷入精神断层后全面庸俗化、物质化,从而不可避免地裹挟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泥沙中异化为消费社会的附庸。

其次是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艰难与复杂。这种艰难与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作为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国遭遇到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暴露出的文化观念及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

例如人文主义强调基于超验的神之下个体生命的平等与尊重,并依靠这种伦理关系构建现代公共空间。而传统中国伦理关系凭借血亲关系予以维系,无论是费孝通先生的“涟漪理论”或邓晓芒先生举出的“同心圆”理论都是对此问题的深刻洞察。

因此,农耕中国虽然有局部的慈善如义仓、义学,乡绅修桥补路的义举,但其辐射面仅仅停留在“父老乡亲”范畴而不具有普世性。也因此,传统中国有私家花园却鲜有公园,有族人议事的祠堂却没有公民发表政治主张的广场。对于公共空间和公共性的认知直到现在依旧困扰中国,近些年来“呼吁中国公民出境游注意自身素质”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强大的文化惯性很容易导致中国艺术家在陷入精神危机时迅速退化为传统士绅文化审美的附和者,在创作上体现为观照个人审美的小情趣,强调诗性的唯美而忽略了时代性与观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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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文主义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或许也造成了对其认知的困难。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人文主义形成于罗马,在全盘继承了希腊的文化及社会遗产后,罗马人尝试通过人文主义的“教化”功能使自己“文明化”;而到14—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创了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其中将“人的尊严”作为人文主义的核心;至16—17世纪,该词主要指人文学科;到了18世纪主要代指“人道主义”;在19—20世纪它分别主要表述为“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

但是无论怎样改变,人文主义的核心始终如一,即通过理性的认知使人获得自由,诚如卢梭为人的本质做出的一个新的规定,把自由作为人的先天属性而存在。实质上,也只有在这个层面才能把握艺术本体与人文主义核心价值的一致性,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艺术家必须强调自身的主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把人的解放作为艺术的终极目标。由是,我们才把创造和创新当作衡量艺术家专业水准的重要标准。

可见,丧失了人文精神的艺术家严格意义来说也就丧失了艺术家的合法身份,只能假借“艺术”的名义来掩饰其技艺工匠或社会活动家乃至权贵附庸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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