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随着考据学的繁荣与金石学的复兴，文人士子借证经补史、考释著录而大肆搜集古物、器玩的现象更为普遍，文人赋予古物鉴藏的内涵日渐丰富，古物鉴藏为当时文人所看重的文事活动之一。道咸以后，随着官府收藏的日衰，私家收藏日盛。文人士大夫成为晚清私家收藏的主体，由他们所主导的鉴藏活动涉及面广，形式多样。一方面，晚清文人继承了宋元以来文人士子于文会、结社等雅集活动中进行古物鉴藏的传统。另一方面，以市肆游艺、交游的方式进行的艺术品鉴藏活动被他们发扬到极致。通过雅集、游艺的形式，借助对器玩的鉴藏，在文人大夫玩古、鉴古、藏古的行为背后，折射出了该群体尚古、托古、传古的精神，所谓晚清文人鉴藏背后的“玩物明志”，正是指此。

一  鉴藏活动

（一）雅集与鉴藏

发端于魏晋时代的文人雅集，作为文人彼此在情感交流、文艺创作、思想互动等方面的一个渠道，历来为文人群体所钟爱。早期的雅集多以文会友，是行“文学之事”的典型。宋元以后，随着书画艺术的繁荣、金石学的兴起、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以书画遣兴、古器赏玩、文艺品鉴为中心的雅集渐多，使传统雅集的精神内涵得以拓展。这一点在晚清文人的活动中体现尤为明显。

晚清文人雅集的形式主要以文会、结社为主。无论是私人空间的小聚，还是公共空间的雅集，文人以其雅好与习尚而表现出的带有文艺自娱特色的古玩鉴藏活动，成为此间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组成，特别是晚清书画大家、收藏家、鉴定家的纷纷参与，使得文人通过雅集所表现出来的鉴藏活动面貌更为丰富。

文会

晚清文人以“会”雅集而行古玩赏鉴之事的形式多样，以雅会之地分，晚清文会主要包括宅院雅会、园林雅会、寺院雅会。文会的参与者往往身份多重，既有仕宦大夫，亦有一般文士，更不乏集文学家、政治家、金石书画家、收藏家于一身者，如陈介祺、赵之谦、潘祖荫、翁同龢、吴大澂等。

他们将对古物的品鉴和赏玩纳于几人小“集”或众人之“会”中，并把带有“雅玩”标识的金石书画，视为凝结雅致文化、怀古思情、寄托理想的精神象征。

结社

由书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鉴赏家等所结成的雅社活动，在将清代文人雅集推向新峰的同时，也直接促成晚清文人鉴藏活动方式的多元。诸多金石书画会、社的相继出现，为文人鉴藏活动的开展搭建了平台。如晚清的“飞丹阁书画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海上书画公会”“怡园画集”“西泠印社”“豫园书画善会”等，无一不是此间文人结社进行书画创作、金石研究、展玩收藏艺术品的典范。道咸以后，文人结社的活动内容以艺术创作、文史考证、古董文玩品鉴等占据主体，进行书画怡情、器玩言志的文化自乐活动。

以成立于光绪中叶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为例，该会由居住在上海沪北地区的部分画家组织而成。王恂为会长，吴昌硕为副会长。活动时“相互观摩书画，畅谈艺术创作心得，鉴定古金石书画”，有时为了鉴别一方古印、一幅古画或古字迹的真伪，相互争论不休，各抒己见，学术争鸣气氛颇浓。文人结社鉴赏古玩的活动由此可见一斑。

在晚清文人的结社雅集中，进行艺术展览、出售金石书画作品等行为，也体现了文人鉴藏活动在结社雅集中的普遍流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文人金石书画结社的特点，即以单纯的文艺消遣而向着以金石书画易购、润格为旨要的过渡。与此同时，结社中艺术品交易性质的凸显，更进一步加速了文人之间通过结社与公众之间开展对书画、金石玩物的鉴藏活动的开展。

需要指出的是，与盛世雅集不同，晚清文人开展的雅集鉴藏活动，应还原到19世纪后半叶的大历史中去看。不管是哪种方式的雅集，虽然形式上与古差异不大，但雅集内容日渐偏重鉴古、玩古，却是被清末文人强化的结果。乱世之下，传统文人凭借对旧学的满腔热忱，以及他们“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抱负催生出文人雅集怀古、鉴藏活动的开展，在他们的学术、交游圈里所普遍散发出的寄情于古、托物言志的气息，正是从一个侧面传达出的传统文人对于复兴古学、重建文化的强烈呼声。

（二）游艺与鉴藏

晚清文人的游艺，主要指文人通过市肆购藏、交游的形式，进行鉴藏活动。一方面，文人士子们乐此不疲地从朝堂、书斋走进市肆，淘换古玩，勾勒出一幅晚清特有的文人“好古”的历史画面。另一方面，在文人之间的相互交游与书信往来中，有关研讨金石书画、品鉴古董文玩以及交流鉴藏心得等内容，也占据了相当比重，是晚清文人鉴藏活动的另一种面貌。

市肆游艺

道咸以后，文人游逛市肆渐成寻常之事。有诸多书画、器玩充斥于内的街肆、市廛成为文人群体在为官、为学之余流连与往来之地，是其进行古董文玩买卖、寻购心仪之物的主要途径之一。上至王公大夫，下至普通士子，均对游走古董文玩市肆乐此不疲。以帝都琉璃厂为代表的古玩市肆更是举国闻名。除北京之外，在当时的中原、江南、岭南等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或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也有众多规模不等、形式各异的古玩市肆。

晚清文人游艺市肆的目的多样，或因精神娱乐而附庸风雅，或因研究吉金文字、著述而搜访古董文玩，或因嗜书画、古玩之鉴藏而前来觅古，或因求学、访问而登门，或因尚古癖好之驱使而乘机游历，抑或为积攒古董文玩、买办官路而至此开销。文人对古玩的各需所需，使得步入市肆的他们在或易、或玩古物过程中的众生相得以充分展示。

同光年间，在朝士大夫掀起了新一轮的博古、藏古、鉴古的热潮。继收藏、金石大家翁方纲、阮元之后而矢志于古学的潘祖荫、翁同龢、盛伯希、王懿荣等，成为这期间研究书画、金石鉴藏的士大夫代表。为收集金石、书画，这些位高权重的士大夫们也经常游走于古玩市肆。发现甲骨文字的王懿荣，便“好聚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散值后，必阅市”，当时像他这样在结束一日办公后而赴市肆搜罗、寻访古玩的士大夫，渐以此为习尚。

以上文所述可知，晚清文人出于不同目的、采用不同方式、不计资财地在古玩市肆中尽情展示着他们对古器、文玩的痴爱与享受，游走市肆、玩古、鉴古已成为当时文人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的缩影，晚清文人玩古风尚可见一斑。

晚清文人鉴藏古董文玩种类的极大丰富，反映了晚清金石学术研究范围的扩大与深入，随之扩增的是参与到金石鉴藏与研究中去的文人的数量，金石大家也进一步多了起来。他们对于古董文玩雅好与研究的并存与互推，又直接促成了晚清文人在考据、史学、金石学等学术领域成果的丰硕。

 交游

 晚清文人借助交游和书信往来的形式进行古玩的鉴藏活动，多见于金石学者、收藏家、画家等彼此的互动，因多涉及到与艺事相关的内容，且往往在这过程中进行对书画、金石等的研习与考订，所以无论是交游还是书信的往来，在文人以此互通、交流之际，往往也完成了对于古玩的鉴古、释古、传古的工作。

晚清重要的金石学家吴大澂就与当时名流时常交游，陈焕、俞樾、吴云等都是其金石之友。晚清另一位重要金石鉴藏大家陈介祺，也常是文人交游之友。

无论是文人市肆游艺，还是交游与书信往来，都构成了晚清文人鉴藏活动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晚清之际“人物、学术、士风都沉寂在细碎之中日趋而日益委靡”，但由于当时文人阶层对器玩的推崇甚至颇有系统的研究，以及不乏“为学问而学问、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之人，最终将这一时期古玩鉴藏活动推向新的巅峰。除却一些借考据吉金文字、金石器物等而致力于以物证史、扎根古学的文人外，其他诸多以玩、鉴、易为名的文人，他们在对待古董文玩时所表露出的如痴如醉的个人癖好，也为之后的文人学士所不及。在文人中酝酿并形成的复古、怀古思潮，最终影响到整个晚清社会风尚的成型。

二  时代影响

晚清文人鉴藏活动对晚清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无论是其对当时艺术品的鉴藏与审美观、艺术创作的导引，还是对晚清学术研究与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推进，抑或对晚清社会人们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这些因素彼此间的相互关照，进一步彰显出晚清文人鉴藏活动的复杂社会性，由此推动了晚清古玩鉴藏史在发展过程中的丰富多样。

在艺术创作上，晚清文人鉴藏活动推动了这一时期包括绘画、书法、治印以及手工艺等多领域艺术创作新貌的出现。如“金石入画”“金石入书”的艺术思想成为晚清书画艺术创作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文人在书画艺术创作上的拓新之举。而在手工艺行业，受玩古风尚的影响，仿古蔚然成风。

在学术研究上，晚清文人鉴藏活动推动了此间对书画、金石鉴藏研究的深入，众多学术研究著作的问世。一些与鉴藏有关的著述，在金石学家的努力下，研究范围也不断得到扩展，研究的方法也日渐多样且趋向系统化。对文人及其他阶层的人群在金石古董文玩的鉴藏方面提供了文献借鉴。

晚清文人鉴藏活动还对当时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带来影响。主要表现在艺术品市场交易种类的扩充、交易价格的变化、古玩作伪等方面。文人鉴藏活动虽然带有文人文化自娱、艺术享受、学术研究的成分，但由于形成了一定的鉴藏风尚，故而对包括文人在内的整个世俗社会生活带来了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双重的变化。

晚清文人鉴藏活动的活跃与此间金石学的发达紧密相关，而金石学的鼎盛发展又依托于有清一代考据学的起兴繁荣，这一时期的古董文玩鉴藏、金石学、考据学之间所形成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使得晚清诸多文人往往集朴学家、金石家、鉴藏家于一身。金石学与考据学中证经补史、稽古考释的属性便成为晚清文人鉴藏活动的重要表征。无论是雅集还是游艺，其中的鉴藏活动往往以此展开。

而在特殊时局之下，文人士子在金石、考据中所抱以的“借古抒怀”“发思古之幽情”等尚古情结，通过文人对器玩的鉴藏活动，“玩物明志”得到最直观的诠释。“因古人之器，以求古人之心”成为晚清文人在古玩鉴藏活动中思想追求和精神旨归的时代写照，并从其鉴藏活动的多样方式、丰富内涵两方面被予以呈现和不断深化。